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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他们都指出河北决战的地缘战略危机，假如日军在河北决战取得胜利，那么日军一路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，势必可以轻易渡过黄河，进入中原，然后就可以进窥武汉，切断中国西撤的战略通路，将中国由北而南，切开两半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国在西南大后方，根本没有储备任何的战力，假如日军一旦从北而南地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，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进行持久战的战略纵深，根本无法与日军进行“持久抗战”，也就是说，在战略上，中国非败不可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中国要想执行持久抗战的战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战略主动，改变战略发展轴线。

        委员长知道，只有在首战就拿出上海、南京这片中国的军政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精华区，才能诱使日军陷入由中国所主导的战略运作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战略远见，使得委员长不得不痛苦决定，纵使付出最高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，立刻转换首战的决战地点，由华北转换成华东，以上海、南京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，来吸引日军跟着中国转换战略决战地点。

        之后，设法以长江做为中国战略纵深轴线，节节抵抗，步步后撤，逐渐拉高中国的地利优势，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，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大西南地区。

        从政略而言，委员长也很清楚的知道，中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，已经出现四分五裂的发展趋势，外国帝国主义又介入挑拨，中国内战多年，不但国家元气大伤，而且各个派系与割据诸侯彼此之间结下“深仇大恨”，所谓团结抗日，曾经也被怀疑为消灭异己的斗争工具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要想取信于各路诸侯，要想取信于全体人民，这次的抗战是全民一致的民族战争，身为中央军的领导人，就必需拿出证明，先将自己的部队与自己的地盘，不计牺牲与代价的投入这场全民抗日战争之中。才能表明，中央以行动证明抗日到底的决心。各路诸侯才会义无反顾的齐心投入抗战。

        既然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，那么就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环境与名正言顺的借口，这时候，日本海军送上了这个机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上海决战输了，中国，也掌握到了未来的战争主导权！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战略决策，委员长和政府最高层知道，可是中国民众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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